据《汉语大词典》的注解，“档”字有7层意思，其中第三点说“档”是带格子的架或橱，多用来存放案卷。如：归档。第四是指档案。如：查档。我所说的档案，大体上包含这两个方面：即一是把本书当作“带格子的架和橱”，用以保存历史资料。二是个人档案。两方面的内容不管是哪一方面，都属于文化范畴。文化，分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大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比较重视收藏具有商品价值的物质文化遗产，比如价值连城的古董、字画等等，甚至连信封、邮票之类也有人收藏，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却一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所以，发源于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竟被邻国抢先“申遗”，列入了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鉴于此，国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才开始引起重视。比如本省的妈祖信仰、南音以至于厦门的中秋博饼等等，都已向联合国提出申请。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包括重大的民俗、音乐、信仰等等，也应包括其他方面的优秀成果。比如三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一个山沟沟里面的小城，一个物质条件非常差的地方，上世纪8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竟在全国领先，成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面旗帜。这难道不是奇迹吗？难道不值得我们加以珍惜和收藏吗？去年，我依据亲身的经历，写了《从“北京会议”到“三明会议”》一文，把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初期的真实情况告诉大家。文中提到，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总结座谈会上，袁启彤同志代表三明（县级市）市委常委所作的发言，博得了全场四次掌声，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和肯定。文章发表后，我想再把那份发言找来看看，结果到处查找，被问到的人不是说没有看到，就说没有保存。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一天打电话向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陈逸清同志查询，因为他是从三明地委宣传部调来省委宣传部的，当时在宣传处工作。逸清同志答复说，可以找找看。这总算给我带来了一线希望。又过了几天，他托人给我送来了三份复印件，其中：一份是项南同志在省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上的即席讲话，一份是三明市委常委何吟同志在这次会上的发言，一份是我在全省第二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检查团汇报会上的总结发言。收到这几份材料，我十分高兴。何吟同志的发言是代表三明市委作的，这是三明精神文明建设经验最早的一份总结，我把它视为三明经验的“原型”。现在找到了，怎能不高兴！至于项南同志在会上的即席讲话，虽然讲得不长，但因时间太久，详细内容谁也记不清了。所以，这次找到讲话原文，真是高兴极了。项南说：“今天听了两位女同志（另一位是原县级泉州市委宣传部长赵舜华）的发言，这在我来省工作一年来参加的好多次会议的印象里，还是第一次，所以我非常高兴。接着，他把话题转到三明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顺口念了三句打油诗：“三明三明，为了人民；三明三明，精神文明；三明三明，大放光明。”是什么样的发言，让项南如此激动？朋友，这就是三明经验产生的魅力。

　　至于本人在全省第二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检查团汇报会上的总结发言，我早就忘记了，这份材料对我们研究那段历史也有用处，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省在1983年4月就明确提出建设“文明城市”、“文明县城”，这在全国是最早的。

　　三份材料找到后，逸清同志继续翻箱倒柜，又找到了袁启彤同志在北京会议上的发言。随后，他还从福建人民出版社查找到1983年出版的《精神文明 大放光明》一书。这本书汇集了以上所有讲话和报刊发表的文章。至此，这次寻找原三明县级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几份重要史料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寻找三明精神文明建设史料的过程，使我认识到收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决定出版《我的档案》一书，以便为保存一些重要史料尽绵薄之力。但是，另一方面又想，既然权威部门正式出版的图书都会因年代久远而成为“孤本”，个人的出版物又能保存多久！因此我又想到古人用甲骨文、金石铭、碑刻等，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史料。今天，在现代媒体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刻石记事仍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比如，麒麟山公园里有一座麒麟阁，为纪念三明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30周年，需要进行修缮。在新的麒麟阁下，就可以考虑立碑刻石，记述三明市从1981年以来精神文明建设的光辉历程，弘扬三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创造精神。这样，一可丰富麒麟山的游览内容，二可让更多的人、让子孙后代了解和记住这段历史。至于刻石立碑的时间，可以考虑放在2011年3月份，即三明人民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创建文明城市30周年的时候。

　　《我的档案》除了收集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史料以外，还保存了有关福建录像带输送台湾的重要史料。上世纪80年代初，我省录像带开始输送台湾，在中央有关部门支持下，成立了长龙影视公司，从两个录像带抓起，生意越做越大，5年内向台湾输送录像带13000多个，在台湾岛内产生了重大影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对这件事作了充分肯定，他说：“目前和台湾通商、通航、通邮不行，‘通像’还是可以的。”“通像”开创了两岸文化交流的先河，为而后的探亲潮以至“投资热”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这一段历史也非常值得纪念。但遗憾的是正式的史料上都没有记载。《我的档案》保存的这部分史料，也都是本人所经历的。

　　《我的档案》也收录与本人有关的一部分资料，这些不一定是大家都感兴趣的，但对我的家人以及王氏家族或许还有一定的参考和保存价值。自然也可以与亲朋好友交流，以增进相互了解。

　　最后，感谢袁启彤同志为本书作序，感谢陈逸清同志、薛偕顺同志提供了一些重要史料，感谢福州温泉大饭店的赞助和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因为有他们的鼎力相助，本书才得以顺利出版，并和这么多的读者朋友见面。(王仲莘)